DeEridanus

Zwei

事实证明，就算是无人区，也不意味着彻底的安全。几分钟过后，我听见头顶响起“缝纫机”的声音。一架轻型双翼飞机在空中盘旋着，如同黑暗中的魔鬼，令人胆寒。只要察觉到动静，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投下炸弹。

我卧倒在地，躺在一名脑袋被炸开花的军士身旁，直到那架飞机不再执着于这片空地，才爬起来，继续走路。我重复着这样的动作，艰难地向前行进。

就在我要松口气时，一挺轻机枪不知在哪儿开火了，子弹在耳旁呼啸而过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身躯一震，沿着之字形路线开始狂奔。跑起来，跑得越快越好！

无数碎石溅到我的夹棉外套上，眼角处烫得发痛。我避开凌乱的混凝土块、金属弹片和线缆，疯狂地迈动着双腿，一刻也不停歇，与死神作着斗争。好在有夜幕的掩护，我没被击中，成功地躲到了瓦砾堆后，心中惊魂未定。

这时，一道鬼鬼祟祟的声音在右侧响起：“嗨，伙计。”循声望去，两个德军士兵正蹲在对面的墙旁，估摸着是出来巡逻的。老实说，能在这种危急关头看见他们，就好比看见亲人。

“你疯了吗？我从没见过像你胆子这么大的家伙，大半夜在俄国佬的眼皮底下乱窜。”那名士兵瓮声瓮气地说。他的脸上满是尘土，辨认不清五官，只露出一双圆溜溜的黑眼睛。

我吐掉嘴里的污物，根本没办法言语。

“你是不是第36装甲团第1连的？”另外一名胖乎乎的二等兵问道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们小队的其他人呢？”

“除了我，其他5人都阵亡了。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道。

两人面面相觑，胖士兵开口：“真是叫人难过。连长组建了一个突击排来营救你们这些被围困在炼钢厂的可怜鬼，没想到人没救成，现在连自身都难保。”他的语调明显沉了下去。

“可不是，那群俄国佬源源不断地渡过伏尔加河，跟蝗虫没两样！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要完。”

“那现在该怎么办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负伤了，需要尽快处理。”胖士兵如是说，“鲍赫会带你回新连部，那儿离这里不算远，不过你得千万跟紧了，别把敌人引过来。”

“你不跟我们一起吗？”

“我还得完成工作。”

“别聊了，赶紧走吧。”黑眼睛的士兵，也就是鲍赫——冲我挥了挥手，猫着腰向前方的街道走去，我紧随其后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鲍赫边赶路边问我。

“冈瑟·兰茨。”

“我知道你。”他低呼出声，“神枪手，对吧？连长对你寄予厚望，幸亏你活着回来了。咱们正缺个狙击手，之后全靠你了。”我只能以苦笑应对。

一路上，我们尽量避免制造出任何响动，再加上鲍赫已经对这片地区的路线了如指掌，很快就抵达了连指挥部所在位置的地窖入口。

地窖的空间有些狭隘，但比外面暖和太多了。天花板上挂着几盏油灯，泛着澄黄色的亮光。为了保暖，大伙们挤在一块儿睡觉。鲍赫领着我找到了军士长。他正在伏案办公，神情凝重。

军士长看见我，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惊讶之情。他走过来同我握了握手，慰问了几句。我简短地汇报了情况，他听着听着便摇起头，不敢相信我竟从苏军的地盘里突围出来，而且还没受太重的伤。

我将保存完好的四块身份牌交给他，剩下一名战友被卷进T-34的坦克履带里，实在没办法找回了。

交谈结束，我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坐在沙袋上的医护兵瞪着我，神情哀怨。我有些不明所以，鲍赫对我说：“冈瑟，快来让可靠的埃尔温给你包扎一下伤口！”好吧，这名同志肯定是被鲍赫从睡梦中吵醒的。

迎着他犀利的目光，我走过去，坐到沙袋上，自觉地脱掉了外衣。我敢打赌，如果我不这么干，他会直接把我的军装扯烂。他仔细检查了我的伤势，手持镊子，例行公事般地将嵌进肉里的铁片逐一取出，然后用乙醚进行清洗。之前被忽略掉的痛楚如潮水般涌了上来，我紧咬着后槽牙，努力不叫出声。

医护兵鄙夷地瞥我一眼：“别像个小姑娘似的。”若是他的态度再友善点，我会好受很多。

“麻烦您下手轻点，我是名伤者。”

“同志，伤者已经不值钱了。”

最后，我的头部和脖子被潦草地裹上几圈绷带，活像木乃伊。埃尔温打了个哈欠，转头就睡下了。我想喊他重新帮我包扎，但可靠的埃尔温已经打起了响亮的呼噜，我只好作罢。

早晨7点左右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整张脸都埋在柔软的稻草堆里，脑中一团浆糊。我慢吞吞地爬起身，地窖里的其他士兵都被我的这幅尊容逗乐了，有几个人甚至没憋住笑声。

鲍赫说：“亲爱的，你看着可真白净。”在厚实的绷带后，我对他扮了个鬼脸，他又被逗得哈哈大笑。埃尔温向我道歉，原因是他昨晚睡糊涂了。我能理解，至少他没在前面的步骤上出差错。绷带被拆掉，重新包扎，我总算像个人样了。

归来的胖士兵递给我一杯咖啡，他叫弗伊格特，参与过好几场战役，是名副其实的老兵。无事可干的我和他们攀谈起来，并从这些士兵的口中得知，四天前，元首已宣布斯大林格勒为要塞，物资通过空运进行，这意味着第六集团军必须坚守到底，防住现有的伏尔加河及北部的战线——不惜一切代价。目前，装甲部队已全面转入防御作战。

说来可笑，在高级指挥官的眼中，底层士兵的伤亡只不过是抽象的数字，他们不必和严寒、饥饿、疾病以及虱子打交道，不必经历我们所遭受的苦痛，也不必承担因指挥失责而导致的严重的后果。相反，我们却要奉命赴死。

“俄国人离我们很近，连50米都不到，他们随时都会发起进攻。”弗伊格特说，“我们快到极限了。”

正如他所说，各方面都快到极限了：补给储备少得可怜，连队的全部兵力只剩下在场的29人，士气也降到了谷底。弗伊格特说他提出过赶往顿河西岸，和其他师的残部会合的建议，可苏军在外虎视眈眈，士兵们不想拿性命冒险，军士长则不肯违抗指令，他们便龟缩在这里，等待着不曾到来的时机。

“赛德利茨提议突围是正确的，可什么都抵不上元首的自尊心。”

“你说真的？他害死了整个第94步兵师。”

弗伊格特扭过头，对质疑他的士兵说：“你清楚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假如元首同意撤退，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。”他似乎比希特勒本人还懂得如何当元首。

“闭嘴吧，弗伊格特。我受够了。”埃尔温垮下脸，语气不善地说，“你总爱放马后炮。”即便正清醒着，这个来自法兰克福、满脸雀斑的青年的脾气仍然算不上好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本来夸夸其谈的弗伊格特还真闭嘴了。

面对残酷的现实，大家一言不发地抽着劣质香烟，我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砸得晕头转向，也成为其中一员，室内烟雾缭绕。那些空洞的爱国口号不再管用，颓废的气息笼罩着我们。

这种情形没持续太久，准确来说，是没时间再给我多愁善感了。我得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：团部将派运输车接我们去马马耶夫岗的前沿阵地，我需要和几个战友在后方采取拖延战术，阻挡敌方步兵推进，掩护连队转移。这关乎到全连的生死，我不得马虎。

临走前，军士长询问我，是否需要挑选一名狙击观测员，我拒绝了他的好意：“您知道的，我更适合单打独斗，小组行动反而不便于伏击。”军士长没有强求，也许他也想起了我惨死的好搭档。

黄昏已至，我趴在精心伪装的藏身之处，架好了狙击步枪，等待着苏军暴露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率先出现的是一支侦察分队，带头走在最前的家伙咬着烟斗，东张西望，很可能是排长。他不会想到周围埋伏着狙击手，更不会想到瞄准镜的十字线早已对准他的腹部，长时间的安逸使他放松了警惕。

集中注意——屏住呼吸——射击——砰！烟斗掉落下来，那名可怜的排长栽倒在地。他没有立即死去，却丧失了行动能力。其他人反应过来，高呼着“狙击手”，如鸟兽散。我又精准地击毙了两个意图施救他们头儿的家伙，剩下的幸存者都隐蔽起来了。

这种方法很有效，同时也不人道。惨叫声转变成呻吟，排长捂住腹部，肠子从指缝里流了出来，短呢衣被染红。我能了结他的痛苦，但此举有暴露位置的风险，所以我没再动作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失血过多而死。对此，我没有产生太多的愧疚感。

行动很顺利，敌方再无动静，使我得以全身而退。连队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被接走，只剩下我和两名MG机枪手在后面抵抗。我利用时不时的远距离射击，警示俄国人不要太过靠近。

原先的据点被俄国人所占领，我们撤到了臭名昭著的“网球拍”铁路专线。沿途的景象分外惨烈，到处都是人体的残肢断臂，或深陷在泥泞中，或悬挂在钢筋上。前面是拉祖尔化工厂，我们对它望而生畏，马不停蹄地向西行，避免和敌方正面接触。

走着走着，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踝。低头看，映入眼帘的画面令我永生难忘：一个伤兵躺在地上，他的半侧身子被撕裂开，白晃晃的骨节、粉黄相间的脂肪和肌肉裸露在空气中。碎弹片扎满他的躯干，溢出的血呈深褐色。他已气息奄奄，眼中闪烁着乞求的神彩。

我说不出话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一旁的温特也吓懵了。走在最前面的埃贝尔见状，折返回来，想把我们拽走。温特捂着嘴，忙跑远了。我也承受不住，刚想挪动脚，那个伤兵的手却抓得更紧了，嘴里喃喃地念着一个德语单词：“Bitte！”他盯着我，双目充血，像个癫狂的疯子，渴望着死亡的降临。一股无可比拟的寒意攀附上我的后背，将我锢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

“兰茨！别管他了！兰茨——”我听见埃贝尔在背后呼喊我的名字。他是俄国佬，我没必要搭理，但他哀告了，我有义务送他一程。这瞬间漫长得仿佛度过了一个世纪。紧接着，埃贝尔的声音被沉闷的枪响盖过。肩头的重负卸下了。

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同伴的身边，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温特吐得脸色发青，就差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，埃贝尔却像个没事人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平静地说：“你白白地浪费了一颗子弹。”他的瞳孔如同两条黑黝黝的隧道，深不见底。我看着他，好像看见了以后的自己——我会变成这样吗？那将是一场劣等的悲剧。